徐福新簡歷：
1970年畢業於南京郵電學院，當了近20年的基層郵電局局長，曾任浙江數字移動公司總經理。後辭職擔任浙江餘杭電信局局長，一心撲在小靈通的發展上。1996年，他和總部在杭州的UT–斯達康合作，組建臨平PAS實驗網並開始小範圍投入使用。1997年，徐福新以郵電部中國專家研修團團長的身份到日本考察PHS項目，並在餘杭正式開通我國第一個小靈通繫統。徐福新現已辭去電信局局長職務，協助全國各地小靈通的建設和發展。現任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教授。
以下為徐福新的聊天實錄：
主持人：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年是改革開放實施30周年，新浪科技組織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來回顧這一段歷程。今天我們有幸請到了被業界稱為“小靈通之父”的原浙江餘杭電信局局長徐福新先生。在這裡我們同時介紹一下徐局長的其他身份，他目前還是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教授，也曾經是浙江省數字移動通信有限公司總經理。我想這幾個身份對於我們聊改革開放的話題是具有很重要意義的，因為這裡面其中有兩個重要的話題，一個是徐局長當年主管的餘杭電信局是中國第一個開通小靈通網的城市，另外一個重要的話題就是徐局長當時在擔任浙江省數字移動通信有限公司總經理的時候，他見證了我們國家上馬移動通信的整個歷程。同時我們還邀請到了光明日報《觀察與探索》版的主編藺玉紅女士。首先請徐局長跟我們的網友問個好。
徐福新：各位網友，大家下午好！我是1970年從南京郵電學院畢業以後就開始從事通信工作，在60年代的時候，我們國家通信是非常落後的。我到餘杭電信的時候，可以說除了縣城是共電，就是拿起電話話務員出來接，農村都是“搖把子”，而且在廣播的時候就不能打電話，所以整個餘杭那時候也就千把門電話，一個公社幾個主要單位有電話，比如供銷社、學校、公社、機關、醫院等有電話，很多到生產大隊、偏僻的地方還沒有電話，所以通信是很落後的。
我記得在農忙或者蠶桑季節，浙江餘杭叫“絲綢之府”，每到蠶桑的時候，桑葉不夠就需要調劑，我看很多人都在打電話，有時候打個電話要到隔壁的桐鄉縣，也就五六十個公裡，但是打個電話要等三四個小時。打到外地去就更困難了，掛長途的話，要開戶，還要跟話務員關繫非常好，所以通信非常緊張。而且用通信的也非常少，隻有政府機關、公務員、大的企業、廠礦、學校纔有，一般普通老百姓，那些五六十歲的人可能一輩子都沒打過電話，所以當時的通信是非常落後的，也是跟我們經濟發展也是不對稱的。
主持人：當時全縣公共裝機容量是有多少？
徐福新：在臨平縣城裡面，我們當時是200門的共電交換機，用戶也就一百多戶，再加上鄉鎮所有的加起來總共八十幾萬人可能不到一千部電話。
主持人：人均的話也就是幾千分之一了吧？
徐福新：千分之一，一千人可能有一部電話。我們餘杭還是個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離杭州很近。
藺玉紅：那時候全國的普及率是百分之零點幾。
主持人：電話主要是集中於單位上，家庭用戶有嗎？
徐福新：家庭用戶沒有。據說縣長、縣委書記家裡纔有電話，我是1983年當副局長的，在我當局長以前，其他領導還沒電話，當時1983年已經改革開放了，這時候要求每個局裡有個領導家裡裝工電話，因為我分管通信的，晚上應急通信什麼的要去裝電話。但是我裝電話沒人可打，因為其他人家裡都沒電話，所以我裝電話，無非是單位裡有事情，或者抗洪抗災的時候纔打電話，因為其他局長家裡都沒電話。當時如果是要開會，都是白天打辦公室電話，可以說，當時在局長家裡裝電話的我算是比較早的。
軍管時代與郵電合並
主持人：1978年的時候，您任什麼職務，當時電信局的工作狀態是怎麼樣的？
徐福新：在70年代的時候，我分到單位裡是技術員，我是當時餘杭郵電局第一個大學生，也算是技術權威，所以我經常搞一些技術革新，比如說我去了之後，就發現廣播的時候不能打電話，我想如何能提高這個效益，所以我就搞廣波載化(音)，當時鄉以下是廣播電路跟電話線路是合用的，廣播響的時候，電話就不能通了，也就是早上開始廣播新聞以後，到八點鐘以後纔能打電話，因為五點多鐘廣播開始，這樣電話就非常難打，所以那時候電報生意特別好，信件特別多，普通老百姓都是用信件。所以當時的通信是非常落後的，有緊急事情大家都是發電報。
現在信件老百姓用得很少，電報現在也幾乎沒有了，固定電話早就普及了，現在是人手有部固定電話或者是小靈通、移動電話。
主持人：以前都是叫郵電局，郵電局的業務實際上包括郵政和電信，過去的情況是不是以郵政為主？
徐福新：我到餘杭電信局的時候，那時候郵電，郵是大哥，電是弟弟。從業務收入來看也是這樣，我到餘杭電信局的時候整個餘杭電信業務收入大概是十萬人民幣左右，郵政倒有十二三萬，它的員工也比電信多，它的員工將近兩百人，電信也就一百多。
主持人：他們都是在一塊辦公嗎？
徐福新：開始的時候是叫郵電局，到文化革命以後，部隊軍管了電信，所以郵電就分家了，分家以後，郵政是單獨，電信就屬於地方部隊管，叫軍管，縣級就相當於營一級的編制，地市一級就相當於團的編制，那麼它就是說半軍事化。那時候到電信去也是榮耀的，因為你政治上肯定是可靠的，所以在郵電局首先行業比較好，再就是知道你在電信裡，那肯定是家庭出身比較好，政治條件是可靠的，所以這也是當時電信很榮耀的一個原因。
主持人：什麼時候開始結束軍管？
徐福新：文化革命結束以後，郵電又合起來了，合起來以後各地就成立郵電局，省裡叫郵電管理局，上面叫郵電部。
主持人：當時的體制是什麼？它是郵電局歸地方政府管還是垂直管理？
徐福新：它是垂直管理的，它是郵電部統一管理的，它是個直屬繫統，它從干部任命都是從上而下，它就是以條條為主，條塊結合，黨的關繫在地方上，比如黨委、支部。
主持人：跟廣電繫統還不一樣？
徐福新：跟廣電不一樣，它對外是代表政府，對內它是一個企業，所以實際上它是個政企合一的單位。
經濟要行通信先行的口號
主持人：當時設備是采用國產的還是國外的？
徐福新：在8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國內的設備，那時候，一個縣最高設備在有線上也就是三路載波機，有的比較落後的地方還沒載波機。我當時去的時候，就是2個三路載波機。大概兩年以後餘杭到上海我們開了一個12路載波機。早期五十年代的時候，我們用的是蘇聯的載波機，1958年以後，我們就有自己制造的載波機，一直到後來都是我們國產的，電子管的，我去的時候都是電子管的，到1974年以後，那時候叫郵電部杭州通信設備廠，有了晶體管三路載波器，當時這些載波機還支援越南、阿爾巴尼亞等這些國家。還有單路載波器，就是鎮到鄉的，B845、B846、B847。
主持人：郵政部杭州電信設備廠是不是就是現在的東方通信前身？
徐福新：對。
主持人：等於當時的東方通信設備已經大量應用了？
徐福新：對，真正引進摩托羅、諾基亞、愛立信設備基本上是1990年，他們建辦事處是在80年代後期。我們開始引進程控的話，也就是80年代後期，我們國家最早的是在福州引進日本的F150，那時候大概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還專門跟浙江省郵電管理科技處的專家去學習。
日本的F150是富士通的，當時是第一個萬門程控局，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們去參觀的話都不能進機房的，在外面隔著玻璃看裡面的設備。
主持人：這是不是您見到的第一套大型設備？
徐福新：是第一套大型國外進口的設備，也是很多人第一次見到的大型的、現代化的計算機控制的設備，程控交換機就是計算機控制的。
藺玉紅：那是哪一年？
徐福新：大概是1978年，因為那時候他們還在調試。
主持人：當時日本富士通1978年就進來了？
徐福新：是的。
主持人：您覺得什麼時候郵電局開始大規模上這種繫統設備的？
徐福新：隨著改革開放以後，工業也發展比較快了，特別我們浙江，鄉鎮企業起步比較快。再一個就是深圳，改革開放了以後，很多人要出去發展，工業發展很快了，當時叫“無工不富，無農不穩，無商不活”，這樣很多人就開始經商、辦工業，一搞工業以後，就要跟外面聯繫、要跟外面打交道，包括國際電話、國內電話應用量很多，所以國內電路就非常擁擠了。我記得當時打深圳的長途，好多人都要我這裡開後門的。作為我們縣局，因為我們那時候跟上海一個出口，跟杭州一個出口，所以你必須要跟上海、杭州的長途局搞好關繫，因為你的電話報過去以後通過它去掛的，所以那時候話務小姐是非常喫95的。不管是在大城市也好、小城市也好，能結交一個話務員小姐做朋友的話，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分去的時候，我們餘杭電信局的機房辦公地是原來解放以前的當鋪裡面，，營業場所就是當鋪原來營業的地方，後來纔造了兩層樓，機房上下樓也就兩百平米左右。在這麼個情況下，已經遠遠不能滿足通信發展了。所以，當時中央正好提出來國家、地方跟企業三個一起上，當時我們就依靠地方政府，造了一個現在我們的電信大樓，，政府給我們政策，我們集資，那時候造一個大樓要一百多萬，那個一百多萬當時來講是天文地理數，我進去的時候，電信年收入纔十萬左右，到80年代的時候浙江省開始搞百萬富翁，也就是一個郵電局一年的收入一百萬，但是你造一個房子要一百多萬，那就是說一年的收入不喫不喝不用還造不了一個房子。
所以我們當時靠地方政府，當時餘杭縣政府提出來“經濟要騰飛，通信要先行”，後來我們就依靠地方政府給我們的政策，所以我們就造了現在這個通信大樓，當時也有六千多平米，六千多平米在當時縣裡，這個房子是很大的，現在我們還是用這個房子。當時是80年代初開始造的，那時候我已經當局的領導了，這時候我就接待了新華社的一個記者，後來她寫了篇報道“經濟要騰飛，通信要先行”，這時候已經把通信擺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了。
我記得，當時有個臺商要在我們餘杭良渚那個地方投資一個制藥廠，但是他一去考查以後覺得通信不行，當時縣裡的領導就把我請去了，說他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搞個直撥電話,直接可以跟家裡聯繫，當時我們跟杭州電信局聯繫，我們專門為他在一個禮拜以內開通了直撥電話。那時候80年代已經有長途全自動撥號，但是用戶數控制很緊，他就非常滿意。他當時說你們大陸辦事情速度並不比我們臺灣慢，所以他就憑著這點就在這兒投資，最後他就在我們那兒辦了個制藥廠，很快他就投產了。
再一個，我們以後就開始搞自動交換機，我當時就是用國產的交換機，因為我們當時資金比較缺乏，就用國產的，洛陽電話設備廠的，我進行改造，原來我們的交換機隻能撥本地電話，長途電話不行，當時你要打長途全自動，要申請長途直撥，不是說每個用戶都可以申請的，申請的話我們要收取一定的長途入網費，那時候國家給入網費政策。誰要裝的話，郵電局要批準，批準了以後還要向你收錢。
藺玉紅：要不要自己拉線？
徐福新：線已經拉好了，隻是把這個功能開出來就能實現長、市、農直撥電話。原來的話，我隻能撥縣城的，原來自動交換機叫市話交換機、到塘棲、到餘杭鎮我都是要同話務員接的。我是在1989年自己動手改了，跟洛陽電話設備廠一起研究，研究以後就把餘杭的長途打全國的，再就是打下面鄉裡的，都實現了全自動。原來是“三個話”，農村縣以下的叫農村電話，縣以上的叫長話，縣城本身的叫市話，縣城裡面叫市話，它核算也是三塊，分開來。我現在搞了一個就是說三個網合起來，所有的直撥就可以了。
用國產設備，我們是在全國第一個嘗試三網合一的，所以當時《人民郵電報》頭版頭條刊登了“進口設備雖然好，國產設備也能挑大梁”。當時郵電部的很多領導都到我這兒看，因為我經常搞一些新的東西，全國大概也有一兩百個局到我這兒來參觀，因為很多地方，當時經濟在80年代初還沒有這個實力，要進口的話，很貴，外彙又控制得很嚴，所以我就是一邊搞創新，一邊滿足通信需求。不斷創新，不斷滿足通信需求。我在幾十年當中搞了很多的技術創新，進了局裡以後，我一直不停的在搞。
包月制市話資費
藺玉紅：這個開發出去以後，對促進普通用戶裝電話有什麼影響？
徐福新：一個就是裝電話方便了，第二個就是說打電話方便了，原來都要話務員接，現在不用話務員了，所以我們很早就取消了話務員。那時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自動電話的，人工電話還是要話務員接，比如是共電，西部地區還是“搖把子”，到下面小的鄉鎮都不是自動的，我們全省自動化是80年代未到90年代初實行的。
藺玉紅：那時候出讓費還是挺高的吧？
徐福新：我們那兒是三千塊錢左右，根據各地的情況不一樣，這個政策都是由當地的政府跟物價部門定的。
主持人：當時電信資費情況怎麼樣？
徐福新：當時電信資費相對比較高的，真正老百姓開始裝電話是90年代初期到中期。
藺玉紅：1995年、1996年。
徐福新：對，據我所知，當時杭州裝電話要開後門，要找關繫的，不是說你想裝就裝的，特別是90年代初的時候，都要打報告。
主持人：資費大概多少錢？
徐福新：市話沒變，70年代打市話比較便宜，市話是包月制的，我知道那時候是五塊錢包月的，鄉裡幾毛錢一分鐘，長途七毛、八毛的，最多一兩塊，打國際就很貴。
徐福新：對。我進電信局的時候，一般普通工人工資是將近40塊錢。
藺玉紅：您是哪一年到數字移動通信公司的？
徐福新：那時候隨著移動的發展，郵電體制要改革，1995年三月份領導找我談話，耍我去組建省數字移動公司，但我是到1995年九月底纔去，我雖然是無線出身，但是我那時候以搞有線為主，搞交換、傳輸為主。那時候找我談，說這是郵電部的試點，“引進外資的試點、集約化管理的試點、專業化經營的試點”。後來我就從這三個試點，集約化管理、專業化經營，也就意味著它要剝離出來，實際上就是為以後的電信改革打基礎、做試點。所以，我當時應該是很榮耀的，作為全國第一個試點。模擬以後也就淘汰，模擬當時杭州是1992年開的。
藺玉紅：模擬是什麼時候上的？
徐福新：模擬是1992年，杭州是1992年5月17日，當時的楊部長來剪彩，在西子賓館。5月我們第一個開通基站，餘杭就是一個基站，楊賢足副部長來剪彩，當時很了不起的，一個基站把一個副部長請來剪彩，那時候就不得了。
藺玉紅：那在全國也算比較早了。
徐福新：1995年我到那兒去組建浙江省數字移動通信公司，開始也不叫什麼公司，就叫GSM公司。當時我要搞企業執照，要把設備搞進來，然後要調通、試好，然後在1995年12月28號在杭州開通了第一個GSM網。這時候，聯通也在這個前後也開通了GSM網。
主持人：之前模擬的移動通信，這個大概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徐福新：廣東大概是80年代末，我們浙江是1992年開通的，實際上是1990年左右是進行談判，1990年開始建網，1992年5月17號是正式開通。
藺玉紅：用誰的設備？
徐福新：主要是摩托羅拉，模擬的主要是摩托羅拉。
主持人：當時發號量的情況怎麼樣？
徐福新：比我們想像的要快得多。當時餘杭也就準備了五六百，但是我們的發展，因為通信的發展難以預料，它的發展可以說是需求量供不應求，我們開通以後，不到一年的時間，我的容量就滿了，那時候很貴，入網費是一萬五，一隻手機是一萬五，基本上是三萬，打個電話還要老的資費。我們當時投資一個基站包括建基站，包括建鐵塔也就是兩三百萬，那五百隻，基本上手機上也要賺一點，因為手機當時也是我們電信的，入網費也是百分之百的賺，手機也就一萬塊，賣一萬五。
主持人：看來電信業的暴利是由來已久。
徐福新：當時還是供不應求，所以我們馬上擴容了，擴容了以後也馬上放號，當時價格確實是比較貴，普通老百姓有這個願望，但是沒有使用的能力，因為資費很高。
主持人：這些設備誰投資？
徐福新：當時郵電部門投資一點，另外主要是入網費。我們現在通信發展那麼快，國家給了很大的支持和政策，也是跟電信員工的努力分不開。如果沒有國家的政策，絕對到不了今天，但是聯通它就沒有這麼好的條件了。
移動公司籌建之始
主持人：浙江建設移動通信的發展歷程怎麼樣？
徐福新：為什麼叫數字移動？因為還有部分模擬不是我管的，隻有GSM，數字的穿透能力比較差，頻率比較高，所以當時基站也比較少，供應也比較少，當時一個月全省也就一萬用戶左右，但是要求退網的用戶也不少於幾千人。1996年電信工作會議的時候任命我為浙江省數字移動公司總經理，這樣好多人就退不了就來找我，說“你這個不行”，因為你開始建網絡的時候網絡很小。發展比較困難。
藺玉紅：那時候模擬用戶有多少？
徐福新：整個杭州地區也有四五萬人。當時我們GSM發展了一段時間，也就是發展一兩個月，因為數字移動是有限責任公司的，模擬還是郵電局的，當時各個郵電局還是要推銷模擬的。
藺玉紅：這個股份制公司是怎麼樣的公司？
徐福新：它是國有獨資的。就是省裡每個地市大家湊點錢，省管局出大部分，原來準備外資再引進的。
主持人：模擬什麼時候徹底退出的？
徐福新：大概1998年左右，基本上是移動要剝離出去前後。
藺玉紅：全國退是2000年。
徐福新：有的用戶不退，要做工作。那時候全國“大哥大”用戶不多，也就幾百萬用戶。
藺玉紅：您到數字移動公司以後，網絡開始建了還是怎麼樣？
徐福新：我當時去的時候GSM已經開始搞了，三月份叫我去的，我真正到位，成立這個籌備組的時候，那時候就是模擬的一起建的，因為要體制改革，就是成立一個數字移動通信公司，因為模擬馬上就要淘汰了。再一個，模擬上市也沒有這個必要，當時我們就考慮到上市或者是引進外資。
藺玉紅：這種形式在全國也是第一個？
徐福新：第一個，就是搞試點的。
藺玉紅：您剛纔說的三個目的是什麼來著？
徐福新：引進外資、集約化管理、專業化經營。這樣一來，下一步就是把移動剝離出去。因為獨立經營以後，集約化管理以後，自己自負盈虧了。我們那個年代的人，聽著叫總經理很別扭，叫局長覺得很自然，這個身份不一樣了，我以後變總經理就變成商人、變企業了。但我們還是郵電管的，你跟聯通競爭，你又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因為我們是政企合一的，聯通則完全是個企業。
主持人：當時對聯通是什麼態度？
徐福新：“屁股決定腦袋”，我坐在這個位置上，我當然是不想它強大起來，現在我想完全是沒必要了。坦率地講，它比較小，希望跟我們合作，但是我們以種種理由謝絕它。
主持人：它怎麼生存下來的？
徐福新：一是有市場需求，第二是政府要再成立一家，當然國家很重視聯通，因為要打破壟斷，壟斷一方是要保護自己的利益，要保持壟斷，新出來的就要打破壟斷。現在我想想，現在的資費能降到那麼低，跟打破這個壟斷有很大關繫的，如果還是獨家經營的話，那通信不會發展那麼快，資費也不可能下降那麼快。
從客觀來講，引進競爭一是打破壟斷，有利於發展，有利於改善服務。現在說實話，我們的服務不管是中國電信也好、聯通也好、移動也好，現在的服務比我們當時要好得多。因為原來的話，你就是獨家經營，打得通也到我這兒打，打不通也到我這兒打。
屢屢第一個喫螃蟹的人
主持人：您什麼時候回到餘杭？
徐福新：我是1996年7月份，因為當時有種種原因，我就回去了。當時還有個原因就是我要回去搞小靈通，因為小靈通屬於固定。當時我們也看到這個頻率是給了PHS，所以有的人講，“這個頻率沒有給你，你就自己非法上”，這個講法是不妥的。
藺玉紅：當時是UT先找到您的？
徐福新：48歲的時候叫我到數字移動通信公司去，原因也是看中了我的經營跟技術。後來回去以後，我有搞小靈通的想法，正好他們找人合作，也正好是領導推薦，所以就一起搞了。如果很穩定的東西，我不感興趣，因為它很穩定，用不著去處理它，就像傻瓜照相機一樣，誰都會用，但是壞了以後誰都不會修。所以我要研究新技術，怎麼改進它，改進它就要學習，然後找出它的不足之處，然後在技術上有哪些不足，我采取什麼辦法解決，所以給我創造了機會。
另外光纜在一級干線上也是我在全國第一個提出的，因為電話很不暢通，尤其是打長途非常難，在這個情況下很多人提出上程控交換機，我當時提出來長途電話難打不是交換機的原因，而是因為大通路不夠。當時朱副部長到我們局裡來說“人家都上程控交換機，你為什麼要先上光纜，而不是跟人家都先上交換，把程控交換機引進來？”我就舉了個例子，我說你們想想看，上海牌轎車在一級公路上跑得快還是奔馳轎車在鄉間小道上跑得快？他們說那肯定是在一級公路上跑得快。我說這就對了，程控交換機相當於奔馳轎車，我的交換機是國產的，相當於上海牌，雖然上海牌落後，但是我開得比較快。所以我在1987年就向杭州電信局，郵電管理局提出來我要到杭州搞光纜，當時他們說你一個小縣搞什麼光纜，我說我這個容積，我經過各方面的論證，通過我流量的考查、話務單的考查，現在是需要搞光纜的。當時的領導、政府都非常支持我，計委主任給我一批外彙額度。
嘉興的局長當時是第一個中國用GSM的，他聽我要上，於是他也要上。江蘇當時聽說我們的光纜已經到嘉興了，嘉興跟蘇州是緊挨著的，很近，那麼他就提出來，因為蘇州以後到南京搞個光纜很容易。浙江跟江蘇因為都是鄉鎮企業，都是非常發達的地方，這兩個地方鄉鎮企業除了珠江三角洲以外就是長江三角洲了，所以他就提出來要把嘉興的光纜延伸到蘇州去，所以這樣第一條省際光纜就這樣起來了。我是第一條省際光纜的發起人，使用了以後，效果非常好，為什麼？第一個，我在交換機上做了改進，當時部裡領導看了以後很滿意，我用計算機數字多頻進行處理，這樣就很穩了；第二個，傳輸光纜，這樣出去就暢通無阻。用光纜以後，我就變成幾千路、上萬路了，一下子容量擴充了幾十倍、上百倍，我的出路就多了，所以就印證了我在一級公路上盡管是落後的交換設備，我賺到錢了以後，我就開始在90年代初就把老的準分子設備換掉了，所以我當時的做法跟一般人不一樣。
當時他們也對我有想法，當時省裡提出要程控化，你餘杭局效益在全省是名列前茅的，你不肯上，雖然有資金我們還是節約用，我先把錢賺到後再進行二次投資。
主持人：有幾個大的問題我想問一下，您對整個電信體制改革的歷程怎麼看？總結電信體制改革，引入競爭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這後面又不斷持續的拆分、合並，又是重要的一步，您怎麼看？
徐福新：我是這樣看的，電信改革是非常適用當前的形勢，如果沒有電信體制的改革，也就沒有今天電信的高速度發展，也沒有今天老百姓的實惠，這是肯定的。電信體制改革，提高了電信行業的服務水平，這是肯定的。但是它在體制拆分當中，像電信，老的都留在電信，它的包袱很重，而且它的固話已經是萎縮的業務，移動是朝陽業務，而且發展非常快，在這麼一種情況下，你把所有的優質資產都給移動，包袱跟債務都在電信，那我們浙江起碼是這樣的，作為個夕陽業務，它就很難發展，而且包袱很重，說實話，它有幾十萬退休工人，這個負擔是非常重的。一個的話，你沒有任何負擔，都年輕，而且又是朝陽業務，這樣就帶來不公平競爭，我個人看起來是留下了不公平競爭的後遺癥。
你在再次拆分的時候就沒有考慮到這些情況，因為現在仍然一家獨大。
藺玉紅：其實大家了解您主要還是從小靈通開始的，有的人認為小靈通就是電信改革的產物，如果沒有1998年的電信改革可能也就沒有小靈通了。
徐福新：我剛搞小靈通的時候，移動還在我們中國郵電，叫無線市話，就是說我們要把市話不能光在家裡用，把無線接入網技術嫁接在固定電話網上，實現了固定電話在城市裡無線化，就是固定電話的延伸，提高固話的活力。我當時並不是分開了以後纔搞，因為我要提高企業效益，使國有資產增值保值。另外就是移動電話資費很貴，但是在我們國家有不同的人群，有普通老百姓，也有工薪階層，也有收入比較高的，這樣它對通信有不同的需求，在我們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它的通信應該是多元化的，要滿足不同人的需求。我個人來講，搞這個東西不是跟移動去競爭，我也沒想過當時跟移動競爭，我就是想把固話搞活了。正好移動剝離出去了以後，正好是它成為固話的增長點。
當時我們搞的時候，小靈通跟固話可以一號雙機，也就現在提的MFC，實際上我在十年以前就搞這個東西，MFC也不是國外搞的，而是我們中國首先搞出來的。
主持人：因為時間關繫，小靈通的話題我們在另外一個節目中探討。下面請您總結一下您感受到了中國消費者在改革開放30年歷程中所得到的好處。
徐福新：如果沒有改革開放，老百姓不可能普遍使用電話，從他的收入來說也不允許。因為我那時候大學畢業工資纔五十幾塊錢，一般的人工資更低，根本“養”不起電話。改革開放了以後，我們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這樣的話，他纔有這個能力去用通信工具，不然的話，他沒有經濟能力。
改革開放以後又促進了通信的發展，通信發展以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又不斷的提高，特別是農民，走上了經商辦企業的道路，這樣他對通信的需求就比原來務農的時候更加迫切了。原來的話，他在農村裡是日出而出，日落而歸，根本不需要跟外界接觸，現在跟外界接觸了，他接觸的人更多了，聯繫也就多了，對信息的需求就更大了。人們已經進入信息社會了，那麼他對通信的需求也就高了，這樣的話，有這個需求，就又促進了通信的發展。所以我們講，改革開放使通信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促進了工農業生產發展。
主持人：感謝徐局長做客新浪改革開放30周年訪談，同時也感謝特約聯合主持人光明日報《觀察與探索》版主編藺玉紅，也感謝廣大網友的積極參與。
本次訪談到此結束，謝謝大家，再見！
藺玉紅：各位網友，再見！
徐福新：謝謝各位網友，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