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能，重邮信科集团董事长。他有着18年的通信企业生涯，20年的教学经验，他目睹了我国通信业30年的变迁。
年过60岁的聂能回忆起自己的一生，印象最深的是3件事，其中在基层邮电局当线路员爬电线杆就是第一件。文革后期，学无线电的聂能大学刚刚毕业就被派到最基层的邮电局做线路员，从爬电线杆开始了自己的通信企业生涯，凭借自己过硬的业务技能和出色的管理水平，聂能从基层的线路员做到了涪陵地区邮电局局长。1985年，聂能又被任命到原三峡省邮电管理局做筹备工作。
1986年，聂能被安排到重庆邮电学院当副院长,并从1990年开始全面负责学校的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原来不足1000人的重庆邮电学院已经发展到如今有20000多学子的知名邮电学府，为通信行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一直到2006年，他从校长岗位退下来担任重邮信科董事长，走过了20年的教学人生。虽然身处高校，但聂能十分关注通信业的发展形势，通信行业每年的会议聂能基本上都会参加。
聂能回忆说，这20年可以说是行业巨变的20年，通信行业的人才培养、人才需求都是与通信行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
从不起眼到举足轻重
谈到改革开放30年以来通信行业发展的总体印象，聂能说，在这30年里，整个通信行业已经从一个不起眼的行业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大行业。而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电信大国，正在向电信强国迈进。“回顾过去，我在涪陵邮电局工作时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周总理批评邮电行业是‘传统地保守，严重地落后’。”聂能回忆道。刚刚改革开放时，通信行业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从总体上来讲，从发展瓶颈到现在的世界电信大国，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现在，世界上所有先进的通信技术已经都能在我国的通信网得到应用，
聂能表示，从观念上看，我国对通信的认识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通信已经从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政府的机要部门，转变到改革开放以后成为经济建设的基础设施，成为了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消费品。
聂能告诉记者，他在涪陵地区任邮电局局长时，邮电局最基本的任务就是保证政府的通信。当时涪陵区拥有几万人，而人工电话却只有1000门。当时规划的目标是，自动电话要实现2000门，到2000年时涪陵地区邮电局要达到万门程控，长途电话的出口电路也要达到200多路。“在当时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冒进的数字，而现在看来，这个数字十分的渺小。”聂能说，“现在，涪陵区已经有数十万门程控，连‘棒棒军’都拿着手机。从全国来看，我国的通信能力已经不是问题，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千方百计地去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需求。”
从政府系到企业系
谈起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企业的变化，聂能说，在30年中，首先是运营商从对政府的附庸实现向企业转变，由政府系真正转变到了企业系，而这一转变的明显标志就是邮电分营，而电信运营企业最大的变化还得归功于中国联通的出现。“中国联通是从外部带来的冲击，它从体制上给原来邮电部大一统的体制带来了很大的竞争。”聂能说。
聂能告诉记者，中国联通开始出现时无法与邮电部的大一统相抗衡，国家采取了一些得力的措施，将国家邮电部的主要领导杨贤足、王建宙等派到中国联通做高层，从而加强了竞争格局的形成，对原来的通信运营格局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加强了通信运营商改组的时效性。聂能还表示，之后中国移动的分离，以及中国铁通和中国网通的出现，再到现在新的重组形成相对集中的三大运营商，都推动了我国通信运营格局的优化。
“巨大中华”带来民族自信心
聂能表示，在改革开放前期，我国开始实行技术市场化，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国内市场上形成了“七国八制”，使国外企业在中国市场赚取了巨额的利润。
同时，我国的民族通信企业在大竞争力的格局下成长了起来，比如，程控交换原来被认为是很神秘的东西，现在我们早已可以自己造出核心的设备。“当年的‘巨大中华’发展至今，对我们来说最大的贡献就是为我们带来了民族自信心。”聂能说，今天，虽然巨龙已经基本不存在了，但“大中华”在国际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在当今的“阿诺爱中华”时代，我们依然可以与之在国际上开展激烈的竞争。“我们在与国外巨头竞技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聂能说。
如今，聂能已年过花甲，但依然坚守在我国拥有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TD-SCDMA行业。聂能说，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向自主创新发展，增强核心竞争力。“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市场上买不到的，一定要在引进的基础上加强自主创新，才能自己掌握主动权。”
聂能在任重庆邮电学院的校长时，创办了重邮信科，专注于TD-SCDMA芯片的研发。2006年从学校退下来之后，聂能直接担任了重邮信科集团的董事长，致力于推动TD的发展。现在，聂能将TD-SCDMA作为他所要做的第三件事。他曾经说过，重邮信科上市之时，亦是他的退休之日。聂能告诉记者，“重邮信科的定位就是成为世界上在无线通信领域拥有终端核心技术的领军企业，我们现在完全应该有这个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