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谷歌高级副总裁、首席法律顾问大卫·多姆德在谷歌官方博客上发文表示，谷歌考虑关闭“谷歌中国”网站以及中国办事处，称遭到黑客攻击并抵制中国政府的网络检查，举世哗然。当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高调回应“对此事高度重视，严重担忧与关切”，并立即举办国会听证会。1月14日“谷歌中国”确认准备退出的消息，同时也提出寻求解决的方案。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回应：“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中国政府鼓励互联网的发展，也努力为互联网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次日，《大公报》发表“没有Google也无妨”的言论。1月16日《纽约时报》提出“在华美国互联网企业从没成功过”。1月21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飞回应，“互联网企业在中国发展必须依照中国法律，不论哪一个国家都有监管，不同的看法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
1月21日，希拉里发表“促进互联网自由是21世纪美国的外交方略”的言论，谷歌事件再次升级。次日，外交部高调回应“坚决反对美国利用互联网问题进行无理指责”。北京网络媒体协会会长闵大洪发表言论称“中国互联网的交流是活跃的”，并引用中国网民、博客等翔实数据说明，更有学者阐述“谷歌应该反思自己的言行”。1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言人发表“走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发展管理之路”的谈话。同日，工信部发言人阐明“中国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黑客攻击行为。”
针对不断升级的“谷歌事件”，1月26日，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组织了专题学术沙龙，邀请人民邮电报社、新华社、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一批新闻专业人士和专家学者，对事件背景及深层次原因作深入解读，并重点研讨了美国网络思潮的走向和互联网监管的相关问题。
关注1 商业事件何以被政治化
谷歌事件究竟是缘于政治还是经济？谷歌中国在中国搜索引擎市场份额相对较小，在中国市场营业收入是3亿美元，相对其全球收入来讲就更小了。这样看来，它选择退出中国市场的原因就非常耐人寻味。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表示，谷歌事件的成因不是孤立的，不单是互联网方面的问题，与中美关系的大局、世界大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大家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或即将是世界第二了，但全世界并没有适应中国的崛起，中国自身也没有完全适应，好多游戏规则还不懂。新华社国际部陈俊侠认为，美国政府利用谷歌这个事件，可能是作一个试探。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相对温和，上台以后与中国交往频繁，但也饱受国内保守势力的批评。此时通过谷歌事件可把对华政策稍微回调，可以在人权、军售和贸易等议题后，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
研讨会上多位人士对谷歌在商业、技术等领域的创新给予了肯定，并表示，如果这样的富有创新活力的企业真的要离开中国市场，是相当令人惋惜的。但谷歌作为一家有世界级影响的互联网企业，进入到别国市场，就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并适应当地政治、文化、道德等一系列的要求，如同任何在美中资企业都必须遵守美国法律，适应当地政治、文化一样。中国没有针对谷歌制定特别法律，没有刻意委屈谷歌。谷歌进入中国之前，应该已对在华法律环境做一调研。但在来华运行几年后突感不适，确实令人诧异。
中国传媒大学徐帆表示，谷歌作为一个企业组织来到中国开拓市场，对中国制度环境的适应非常之差，因为制度环境要求考虑组织生存在其中的法律制度、文化观念和社会规范。这里有一个概念是“合法性机制”，指当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观念和其他特定组织形式成为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之后，它就会成为规范人或组织行为的关键力量，能够诱使组织采纳相符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因为自己适应不了，就拉动美国政治人物来指责中国的制度环境，这对一家商业公司来说是不恰当的。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冷凇博士提出，谷歌事件之所以让中国公众反应强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谷歌过去被新闻报道和学术刊物“神圣化”了，受到过度赞誉。其实谷歌本来没有那么好。一些学者批评：谷歌的企业文化只是大学文化的延续，只对刚毕业的年轻人有吸引力；谷歌的创新并不像吹嘘的那样好，Youtube与Googleearth等创新软件都是通过并购得来的；谷歌并不环保，用谷歌搜索两次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相当于烧一壶开水；谷歌有泄露私人隐私的嫌疑，等等。
关注2 没有不受监管的互联网
很多专家都指出，美国声称人有获得信息自由的权利，然而即使在美国也没有不受限制的信息自由，因为它必须从安全出发，不准某些信息自由传播，既包括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国土完整、宗教和谐等方面的信息，也包括可能有损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不良资讯等。意大利总理就曾明确表示，就是要对谷歌进行审查，而且该国还制定了相关法律。维护一国自身的信息安全，这是无可非议的，所以，美国对中国的霸道指责受到很多与会学者的谴责。
在互联网时代，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过高筑自己的网络“防火墙”，过滤它认为对己有害的信息，譬如不准“半岛”电视台落地。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美国以反恐战争为由，立法侦听民众通信，严密监视舆情，引起美国民权倒退。因此，高调宣扬“信息自由”，要求他国消除网络“防火墙”，以利美国价值观畅通无阻，这确实是美国本届政府将互联网上升到核心战略的主旨之一。
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丹强调，中国应站在战略高度去思考互联网的政策问题。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等一些国际交往场合美国似乎处于下风，奥巴马政府需要在政治上树立对中国更强硬的形象，谷歌事件有争夺道义和文化上战略制高点的强烈意味。希拉里在公开演讲中力挺互联网自由，甚至带有类似当年冷战时代的腔调。当互联网已经成为美国一个战略争夺制高点的时候，中国政府继续站在操作层面强调中国互联网管理有法可循，强调对信息的管制涉及国家安全等核心利益等，似乎与美国的调门不在一个层面，在争夺国际舆论的过程中容易被动。
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李斯颐等人表示，世界各国都有信息审查，概莫能外，比如针对恐怖信息、儿童色情等内容的审查，但中外媒体报道中所强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西方传媒抢先抓住制高点，即自由、人权。下一步我们应该思考，在对外宣传方面如何占领道德和话语制高点，如何把国内的相关制度建设与国际的框架体系适度接轨，这是非常紧迫的任务。新华社国际部陈俊侠认为，面对美国在网络问题上的责难，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要加强，要改变某些国际舆论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中国的理论界、传媒界和产业界，在互联网发展和管理方面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应该加强联系与合作。
关注3 对网络发展和管理的启示
谷歌事件受信息过滤、黑客攻击、版权门等多重因素所推动，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中美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文化理念在网络与信息领域的一系列博弈和冲突。多数专家都同意，美国现在把互联网作为一个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完全自由的新媒体，有其战略的考虑。事实上，互联网在现实生活中并非绝对自由的，在世界各国都是受法律和道德约束的，中国也不例外。如果谷歌再不认清中国在法律和意识形态上的一些要求与规定的话，必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中国从这一事件中可以获得什么启示，也是与会者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人民邮电》报主编王保平认为，从谷歌事件可以看出，互联网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甚至将其上升到21世纪核心战略的高度。对中国而言，也要从战略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发展与监管。互联网作为新媒体，是推动技术进步、商业创新，传播信息、知识、文化的重要平台，首先要推动其发展，其次，政府加强监管也很有必要，否则，一些反动的、暴力、色情的东西泛滥，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社会稳定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另一方面也要研究互联网的传播规律，用适合新媒体运作规律的政策去推动其发展。我们并不害怕谷歌退出，同时也不希望它退出。倘若它真的退出了，那对中国互联网的创新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系王四新副教授认为，谷歌事件启示人们思考我国互联网建设未来走向的问题。学者们注意到，网络领域实名制呼声越来越高，对于网络侵权责任，在立法方面倾向于更加严格的管理。而在经济领域，网络行业也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在手机扫黄的同时，一些部门各自为政，为了拿到更大的蛋糕对市场进行全面的清理，大量的民间网站消失了，这些都将对互联网的发展和网民用网心理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赵康表示，美国对网络内容也不是放任自流的，而是要过滤，尤其注重完善这方面的立法。上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批准了一部传播风化法，但法律出台后立即被推翻，原因是妨碍了言论自由。但到了1999年的时候，美国国会思路完全转变，通过了“儿童互联网保护法”，核心思路是过滤。到2003年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批准了他的合宪性。
美国的过滤思路主要是用户自行分级制。用户在接收端有限制言论的选择权，比如可以选择屏蔽对青少年有不良影响的内容，设置过滤开关的权力更多地倾向于交给家长，但并不强调在源头进行普遍的限制，或强制安装过滤软件。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互联网要有内容管理，但要注意受众的差异，不能一刀切。
《人民邮电》报主任编辑胡虎和新华社国际部陈俊侠等均认为，谷歌事件启示人们，应密切关注未来的“网络边疆”和“网络战”的问题。网络看似没有边界，其实是有着各种有形无形的“边疆”的，有边疆就会有摩擦。美国指责中国有黑客行为，事实上，中美2001年的黑客大战就是美国黑客组织PoizonBOx不断袭击中国网站挑起来的。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设立网络战司令部的国家，而全世界13台域名根服务器有10台在美国，今后互联网会成为甚至比核弹还要厉害的一个战略武器。从立法上，我们反对所有黑客攻击行为，从现实看，我们要加强手段和能力建设，做好应对包括黑客战在内的各种网络攻击的准备。
正如沙龙主持人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姜飞所说，谷歌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商业事件，不能就事论事、意气用事，也不能草草了事。谷歌事件最后将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人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