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日前，原邮电部、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接受新华社、人民邮电报记者联合采访，全面梳理60年通信发展脉络，回顾60年通信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通信发展历程中的宝贵经验，并对未来发展进程中通信业如何把握机遇以及应对挑战提出了建议。
1、记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通信业主要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各有什么特点？
吴基传：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通信业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我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的29年，是我国通信事业从无到有的低水平发展阶段。共和国初期，我国通信业几乎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当时全国市内电话交换机总容量仅有31万门，其中有三分之一还是人工接续的交换台，其余的也都是上世纪20年代的旋转步进制交换机；长途通信主要靠短波无线电报沟通，有三分之一的县城连短波电报也不通。当时，全国长途电路仅有2800条，约7.6万公里。
为了形成覆盖全国连通国际的短波无线网，通信员工不到一年就在北京建成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国际无线电台。在1950年～1952年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连通了北京至各大行政区的电信干线，国内长途通信网初具规模。1958年9月底，北京电报大楼建成，装备的都是国产设备，成为新中国通信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1976年，我国自己研制的第一条大容量传输系统——1800路中同轴电缆载波系统在京、沪、杭间建成投产。到1978年，全国共有电报电路8803路、长话电路22011路、长途电路12269皮长公里、微波线路13958公里，卫星地球站两个；电话用户214万户、话机总数418万部，话机普及率每百人0.43部。经过通信员工29年的努力，初步建立了通信事业的体系和基础。
但总体来看，这个阶段通信还是十分落后的。29年间国家在邮电通信业的全部投资仅为60亿元。当时的通信方式比较落后，基本上都是人工接转，几个大城市只有少部分自动电话，长途通信以电报为主，其水平非常低。该阶段最大的特点是“通信属于党政军专用工具”，必须是相当级别的国家干部才能在家中安装电话。这期间，国家也对通信进行了一些大通路建设，如模拟微波、小同轴电缆，但总体上通信是紧缺的，老百姓通信必须到电信营业处，公用电话也非常少，以至于在改革开放初期，通信成了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第二阶段，从1978年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我国通信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是发展速度最快、改革力度最大、技术进步最快的时期。（详见下面介绍）
第三阶段，随着2008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成立以及后来3G牌照的发放，我国电信市场形成了三家全业务运营商竞争的新格局，我国电信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2、记者：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通信业取得了哪些显著的发展成就？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哪些突出贡献？
吴基传：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通信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信业从曾经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一跃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行业，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推动国家工业化、信息化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初制约经济发展的三大“瓶颈”——交通、通信、能源当中，通信是发展得最好的基础设施行业。
经过60年发展，目前我国通信网络规模、用户规模和互联网用户总数均居世界第一。截至2009年10月，我国电话用户总数已经达到10.5亿，其中固定电话用户达3.2亿户，移动(手机)用户达到7.3亿户。互联网规模进一步扩大，目前我国网民已达3.38亿户，其中宽带接入用户达到3.2亿户。全国通电话的行政村比重达到99.21%，具备互联网接入能力的乡镇达到97%。建成了覆盖全国、连接全球的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形成了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的基本架构。技术装备水平也进入世界前列：从最原始的摇把子电话、架空明线铜缆，发展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程控交换机、大通路宽带光缆、第三代移动通信和卫星通信；从单一的电报、电话，发展到基本可以做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为任何人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电信服务。
下面一组对比数字，更能具体地说明我国通信业的迅猛发展。60年间，我国电话用户总数增长近5000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上千倍，通信干线长度增长近100倍，业务收入增长8000倍。60年前，我国只有电话用户21.5万户，如今，我国电话用户总数超10亿，成为世界头号电话大国；改革开放前的29年间，国家对通信业的投资年均不足2亿元，如今，通信企业每年的投资都超过2000亿元；60年前，通信干线只有14.6万公里长途明线、1635皮长公里长途电缆，如今，全国线缆总长677.8万公里，其中长途光缆线路长度达79.8万公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间，通信业务收入年均增长16.8%，其中1978年～2008年的30年间，业务收入年均增长达26.4%，最高的年份达40%以上。在很长一段时期，通信业的发展持续领先于同期GDP的增长，甚至以数倍于GDP的速度增长，直接拉动了国民经济发展。不仅如此，通信业还发挥其渗透性、辐射性、倍增性强的优势，日益深入地渗透到国民经济各行业各领域之中，带动了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信息化建设作出了更加重要的间接贡献。
3、记者：这些年来我国通信业的服务水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给老百姓的生活到来了哪些实惠？
吴基传：60年来通信服务水平的提高，相信每个人都有直观的感受和深刻的体会，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信获得极大普及，电话、手机、互联网等成为老百姓不可缺少的通信工具。说起固定电话的普及，大家常常用“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平常百姓家”来形容；手机过去是身份、地位象征的“大哥大”，现在除个别人群外，几乎人手一部手机；互联网也从高新科技成为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通信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普及大众，在于改革开放后，通信部门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及时引进程控电话、发展移动数字网络、建设光缆干线，通信网络规模迅速扩大，从而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为用户提供各项服务。
二是老百姓能够享受到的通信业务变得丰富多彩、应有尽有。过去通信业务主要是单一的语音通话，2000年以后手机用户开始能够发文字短信息，这也成为用户非常喜欢的一项业务。随着2.5G的到来，手机上的应用开始丰富起来，出现了彩信、彩铃、手机上网、手机报、手机游戏等；今年中国全面进入3G时代，网络速率更快，承载的业务也更丰富，3G业务涵盖了生活、工作、娱乐的方方面面，例如可视电话、手机电视、手机音乐、手机邮箱、手机搜索等。在固网上，带宽也越来越宽，应用也越来越丰富，例如视频会议、可视电话、IPTV等。即使是语音电话，服务内涵也在变化，例如114从过去简单的查号台，变成提供各种信息的“号码百事通”、“电话导航”。在全业务运营中，通信部门正在探索为百姓提供固定、宽带、手机的一体化的融合业务，从而让百姓充分享受到信息时代的便利。总之，通信部门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从通信服务逐渐向综合信息服务转变。
三是通信部门不断改进服务手段，提高服务水平，为百姓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大家会发现，这些年办理业务、交费越来越方便。不仅电信企业的营业厅、合作营业厅越来越多，街头巷尾的报刊亭及一些便利店也成为卖号、卖卡的便捷渠道。近几年，电子渠道也成为一种更便利的渠道，例如网上营业厅、手机营业厅的建设与完善，让用户可以自助办理各种业务、交费。对于通信服务的变化，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几十年前整个服务行业都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通信行业引入竞争后，各企业狠抓服务质量的改善，从低柜台、微笑服务做起，现在通信部门为用户提供周到的引导服务、助理服务，甚至上门服务，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近年来各家电信企业也都对消费者作出了各种服务承诺。
四是通信资费持续下降，使大部分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用得起通信服务。近几年，在水、电、汽油、食品、住房等多数消费品的一片涨声中，通信资费却逆势大幅下降。2001年，国家正式宣布取消电话初装费和建设附加费。近几年，手机逐渐从双向收费改成单向收费，移动电话漫游资费、固定电话区间费也大幅下调。据统计，2002年~2007年电信综合价格水平累计下降了53%，近两年每年也基本上保持了10%左右的下降速度。今年，随着竞争的日益加剧，电信运营商通过套餐的形式，采用全国长市漫一体化、接听免费的通信资费，实际上是进一步降低漫游资费的举措。
在为大众提供各种丰富业务、便捷服务的同时，通信部门也在国家大事、要事的通信保障以及危难时刻的应急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开国大典到今年60周年的国庆庆典，从亚运会到奥运会，从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到“神舟七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等，这些国事、大事背后都有通信部门的全力保驾护航。而危难时刻，电话线就是生命线。回顾过去的60年，从唐山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从抗击东北森林大火，到抗击南方特大洪灾、冰冻雨雪灾害；从抗击SARS到抗击甲型H1N1……在大灾大难中，通信人不顾自身安危，以大局为重，保证了特殊时期的通信需求。
4、记者：60年来，我国通信业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原因何在？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
吴基传：纵观60年来通信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国家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得益于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用户的大力支持，得益于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得益于广大通信人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如果要总结通信业快速发展的经验，我认为有以下几条：
一是围绕国家大局，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实现发展的突破。改革开放以来，电信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自觉将行业发展放在国家大局中去考虑，根据大局来制定行业的发展战略和策略，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的同时，实现了行业的跨越式发展。
在1978年以后的30年里，通信业在发展观念上实现了三个重要转变：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于1979年4月召开了全国第十七次邮电工作会议，确立了邮电通信为经济社会服务的宗旨，改变了过去为党政军服务工具的定位。二是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国家通信发展”，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把发展通信写进自己的纲领。为贯彻十二大精神，当时的邮电部积极争取加快发展政策，如附加费、初装费。正是这些政策的出台，为邮电业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三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从理论上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基础，当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邮电部门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于1993年7月在北京召开全国邮电管理局局长会，提出了把邮电服务工作切实转到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和为市场经济服务上来，同时用足用好已有政策、走好负债经营道路的新思路，通信业开始了一段大跨越发展。
二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走市场化经营发展道路。在我国市场化的发展历程中，电信业较早告别了计划经济旧观念，树立市场经济新观念，主动适应市场、面向市场、服务市场，走出了一条依靠政策起步、依托市场腾飞的发展道路。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的29年中，国家对通信的总投资仅60亿元，是经济发展的短腿，通信行业当时戴上的是一顶“严重落后”的帽子，一个严重“精神衰弱”的国家通信神经系统。为改变落后面貌，我们积极争取国家扶持政策，如允许收取“初装费”、“四个一起上”、“三个倒一九”，以及按照“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方针，充分调动部、省、市、县、企业各方的积极性，增强自身发展内部动力。
虽然依靠政策启动了电信发展，但大发展时期通信建设资金缺口仍然很大。邮电部门克服传统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老框框，大胆走“借钱买鸡、养鸡下蛋、下蛋还钱”的负债经营之路。1984年，邮电部首先利用日援贷款进行天津、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市内电信网改造，迈出了面向市场、利用外资的第一步。“七五”、“八五”期间，电信行业加大负债经营的力度，贷款总量占全部建设资金的三分之一。我们还较早地认识到了资本市场对电信这样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率先借助海外资本市场拓展融资渠道。1997年10月，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中国移动）成功实现在纽约、香港上市，成为国有大型企业中在海外资本市场的第一个“吃螃蟹者”。
三是正确把握技术发展机遇，大胆决策，实现跨越式发展。我国电信业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正确把握了全球的重大技术机遇，在通信发展的关键时期果断决策，成功实现了高起点、跨越式发展。
上世纪80年代初，全球程控交换和光纤传输两大技术已趋于成熟。通信部门敏锐地抓住这两种技术成熟的机遇，大胆上程控、上光缆，成功跨越了国外电信的传统发展阶段：电话交换技术跨越了由人工到机械自动的传统阶段，一步进入程序控制交换机的体系建设；长途干线建设跨越了铜轴电缆阶段，迅速建成了纵横连接全国省、市、县的光缆网。到1998年年底，我国县以上城市全部开通程控电话交换机，程控化比重达到99.8%；建成横跨东西南北的“八横八纵”光缆网，全国长途传输数字化比重达到99.6％。
上世纪90年代初，全球第二代数字蜂窝移动技术逐渐成熟。通信部门看准数字移动通信是未来通信的发展方向，在第一代模拟移动电话网刚刚开始建设、网络规模还比较小和用户数还比较少的时候，果断决策上GSM，大规模建设GSM网络，使得我国移动通信网络规模和电话用户数后来居上，位居世界第一。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充分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我们在语音业务需求仍然很旺盛的时候，就不失时机地发展互联网业务，为全社会的信息化建设提供数据多媒体服务，赢得了发展的先机。
四是立足行业特点，走有中国特色的电信改革之路。在改革问题上，我们树立系统的改革观，处理好局部与全局、条条与块块、竞争与监管的关系，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电信改革之路。
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电信发展，邮电部适时制定了地区差异系数政策，通过全网结算的方式，从东部地区的收入中集中一部分，对经济欠发达、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地区的电信建设进行交叉补贴。采用这样的市场化手段，较好地解决了东、西部地区电信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企业活力不足的问题，基本实现了全网的均衡、协调发展。
根据通信全程全网、联合作业的特点，我们坚持实行以条条为主、条块结合的宏观管理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邮电部吸取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通信管理事权几上几下的教训，首先从理顺通信管理体制、调整通信生产关系着手，重新确立了以中央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实践证明，这种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符合通信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有利于国家主管部门对全国通信网络统一规划布局、统一技术业务管理、统一指挥调度和经济上的统一核算，有利于地方党政部门对当地邮电事业的领导和支持，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开放市场的需要，电信业破除垄断、引入竞争是必然趋势。近年来，根据国家的总体要求，电信体制改革不断深化。1994年中国联通公司成立，拉开了我国电信市场竞争的序幕。经过1999年、2002年、2008年三次电信重组，目前形成了三家全业务运营商互相竞争的市场格局。
改革是为了促进发展，发展又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在推进电信改革的同时，部门政府及时建立依法行政、高效运转的电信监管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法律、机制、体制的保障。政企分开后，及时出台了《电信条例》，为依法监管奠定了基础；电信重组完成后，我们又及时建立了以中央事权为主的通信管理体制，组建了垂直管理的省级通信管理局。近年来，监管部门克服监管力量薄弱、监管手段和经验不足等困难，不断创新监管理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着力营造公平公正、有效有序的市场环境，为促进电信业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5、记者：当前我国通信业发展面临怎样的形势？有何机遇和挑战？
吴基传：从技术发展看，随着微电子、计算机、新材料和仿生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通信技术面临新的挑战。第三代移动通信（3G）刚刚全面商用，4G研发和应用的提出又迫在眉睫。下一代信息网络和智能终端的研究，使信息资源提供者、网络运营者和信息消费者越来越相互依赖，信息智能化使设备提供商的软、硬件更融合渗透。对此，我们要积极跟踪，准确把握技术演进和变革方向，始终保持决策的理性、冷静和科学。
从市场需求看，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信息化建设的全面推进，特别是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对通信有一个较大的需求空间。当前，随着我国逐步走出经济危机、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大、“两化”融合的步伐加快，对通信服务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需要通信业提供更加丰富的服务手段，更高水平的服务支撑。通信业要加快网络、技术、业务、服务融合创新转型步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全面综合的信息服务。
从行业自身看，当前，我国电信业已经从高速增长期进入了平稳增长期，特别是今年以来电信业务收入增幅以远低于GDP增幅的速度运行，表明电信业为经济社会作贡献、创造价值的途径和方式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对此，通信业要科学全面正确地看待，一方面要通过加强内部科学管理，提高企业运行效率；一方面要转变发展观念，提高服务质量。也就是说，既要使行业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更要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既要重视发展，更要关注服务；把经营理念从单纯的市场发展转到为客户提供服务上来，处理好企业与用户、企业与产业链、企业与竞争者、企业与员工，以及企业经营活动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实现互利多赢、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6、记者：目前我国通信业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哪些差距？下一步将如何加快自身发展，提高服务质量？
吴基传：从总体规模看，我国通信业与国外同行已不存在什么差距，网络规模、用户规模均为世界第一，服务越来越普及、手段越来越多样。但是，在一些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例如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低；缺乏前瞻性的战略研发；技术超前准备不足，研发投入不够；缺乏适应新技术、新业务、新市场需要的复合型人才等。
目前，通信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通信发展不平衡，东部与中西部、城市与农村之间差距还比较大；二是电信法律法规不完善，《电信法》迟迟未能出台；三是体制障碍没有解决，“三网”融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四是运营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的技术和业务；五是企业经营活动与承担社会服务责任的热点不断出现，如垃圾短信、互联网不良信息等。
下一步，我国通信业应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信息化为职责，正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努力加快自身发展，快速提升服务能力，不断完善和优化服务方式，以广泛、便捷和高质量的服务惠及社会各行各业和百姓。一要加快缩小“数字鸿沟”，进一步提高农村电话普及率和信息服务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二要加快出台《电信法》，为电信业发展和通信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三要加快突破“三网”融合的政策瓶颈，为老百姓提供融合的信息服务；四要加大热点服务问题的治理力度，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加安全、放心、便宜的通信服务；五要加快创新转型步伐，提升通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信息化建设的能力，在推进“两化”融合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